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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西子湖畔访杨振宁

2018-11-28 12:10来源:南方周末编辑:ZHQ作者:蔡天新

  蔡:您是1960年美国数学会吉布斯(Gibbs)讲座的演讲人。2008年美国数学会的爱因斯坦讲座中,英裔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对您和您的规范场理论大加赞赏,他的演讲稿《飞鸟与青蛙》后来刊载在《美国数学会通讯》上(2009),这篇文章在数学家中影响很大。我还读过他写的《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他称“杨对数学美的感受,照亮了他的所有工作”。他认为您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的,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我注意到您的一些代表作都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的,这说明您擅长与人交际和合作。陈省身先生晚年总结过一生最好的三个中国朋友和最好的三个外国朋友,假如让您来总结,答案是什么呢?

  杨:我一生和许多人合作做过研究,其中最成功的要数与李政道、Mills(米尔斯)和吴大峻的合作。杨-巴克斯特方程虽然也有名,但是巴克斯特与我并没有合作,我曾为他的命运抱不平。(注:巴克斯特是在杨振宁之后独立从事规范场研究的。吴大峻是杨先生的学生,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世纪50年代两人在统计力学等领域有过很好的合作。)

  蔡:戴森提到,他在学术生涯的关键时刻和费米交谈了20分钟,从中学到的比从与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20年交往中学到的还多。您博士毕业以后,曾给费米做过一年的助手。在他诞生100周年之际,您也曾撰文纪念他,认为他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最值得崇拜者之一。我想知道,您对您的导师、氢弹之父特勒有何评价?还有他的匈牙利老乡冯诺伊曼,后者(与您一样最初学化学)跨越的领域无人能及,您在普林斯顿与他有过交往吗?我还注意到,虽然您的合作者众多,但您指导的学生并不多,是您对自己的学生要求过高的原因吗?

  2013年5月15日,杨振宁、莫言《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在北京大学举行。 (CFP/图)

  杨:关于Teller(特勒),他是很聪明、创新力极大的人。他对朋友很好,我个人没有看到他对人不好的一面。我到普林斯顿时研究很投入,等我取得成绩时,冯诺伊曼已经病重,他因为参与原子弹试验遭受了核辐射。我的博士生不多,因为我没有好题目,就不愿意收新研究生。

  蔡:不久以前,中国政府提出了大学要引领文化,这是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经济之外的第四项任务。在您看来,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大学老师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在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后来的文理分科之后,这项工作的难度明显增大了。这是否与两千多年来独尊儒学有关?在周公和墨子之后,再无横跨文理的大家,孔子的学说里似乎从没提到过数学和物理学。

  杨:介绍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或普及工作是全世界都需要注意和重视的。我有一个主意,现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如果一些普通的本专科院校、中专学校等单位都有人专职从事科学普及和科学文化方面的教学工作,那么在提高大家科学素养的同时,也可以解决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蔡:读了您的著作《曙光集》(三联书店,2008),我发现您也是一位科普大家,让我想起18世纪的欧拉。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您用实验-唯象理论-理论框架来描述物理学的三个领域及其与数学的关系,并指出后者是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您还提到,理论物理的语言是数学,并把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比喻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同时您还指出,布拉赫(第谷)、开普勒和牛顿的工作分属这三个领域。2009年,我们海内外不同大学的十多位数学工作者创办了《数学文化》季刊,旨在探讨数学的文化、思想和方法,营造一座沟通数学与自然科学、人文、工程技术和日常生活的桥梁。您能经常收到我们的杂志吗?

  杨:我看过几期,觉得很好。(注:闲聊时杨先生谈到最新一期《数学文化》上连载的介绍数论学家闵嗣鹤先生的文章,他记得其中的细节并有补充,对闵先生很是敬佩,原来杨家和闵家在西南联大时走得比较近。此文由主编之一刘建亚教授和编委张英伯教授联合撰写,杨先生还提到他与《数学文化》另一位主编汤涛教授在澳大利亚的首次谋面。)

  蔡:1986年,您谈到了德国数学家魏尔(外尔)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讲到他一生珍爱的两样东西——规范场理论和非阿贝尔李群,后来被您和米尔斯柔合在一起,发展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您还提到魏尔的著作《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1926),以及书中引用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句“少年时离开故乡,/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世界变得陌生,/死和生的模式更是错综复杂。”这是《四个四重奏》之一《东科克尔村》里的诗句,您知道这是谁译的吗?

  杨: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在海宁的时候,翁帆和她姐姐曾去参观徐志摩的故居。(注:此次来杭期间,杨先生应邀赴嘉兴海宁出席香港实业家、慈善家查济民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闲聊时,杨先生也谈及最近与莫言的对话,与诗人北岛的交往和对他回国探亲、到香港工作的帮助,杨先生也读过哈金的英文小说Waiting(《等待》)。)

  蔡:秦九韶是宋代的数学家,也是最有成就和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古代数学家。去年,一座以他的字命名的桥梁——道古桥在杭州西溪河畔复名立碑。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史之父”萨顿曾写道,“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您心目中,古代中国最好的物理学家是谁?最出色的工作又是哪一项?

  杨:(想了一会)沈括,他是杭州人,写过《梦溪笔谈》,里面谈到了光学方面的发现。你知道吗?清朝乾隆年间,外国传教士带来了眼镜,曾造成北京万人空巷。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尚不会制造玻璃,妇女用铜镜照镜子。

  蔡:物理学面临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后起之秀”生物学。您是否同意?沃森和克里特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其地位相当于物理学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如果这样的话,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当于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运动。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的规律,但却没能准确解释原因。如此说来,生物学家中的爱因斯坦是否尚未出现?

  杨:你应该听说过罗萨琳德·富兰克林小姐的故事吧,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讲。她是英国物理化学家、晶体学家,事实上,是富兰克林小姐最早拍摄到了双螺旋晶体衍射图片(有些模糊),成为最后解出DNA结构的关键因素,可是弗兰克林生前却没有获得过任何荣誉。1958年,她因患卵巢癌去世,年纪只有37岁。4年以后,沃森、克里特和威尔金斯因为DNA的工作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威尔金斯是富兰克林小姐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沃森和克里特来找过富兰克林小姐要求合作,被她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可以拍摄到清晰的图片,威尔金斯看到过,便在没有征得富兰克林小姐的同意下,向沃森和克里特进行了描述,帮助他们找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模型。

  蔡:1971年夏天,您在相隔26年以后第一次回国,为何选择从缅甸进入中国?我记得那年稍晚基辛格博士访华是从巴基斯坦入境。您在上海见到了父母,还去了北京和山西大寨等地。那次旅行您一定感慨万分,那会儿您对今天的中国有过设想吗?

  杨:那时候只有法国航空公司有航班飞中国,且要经过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转道欧洲。是呀,中国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万万想不到以后四十年中国的改变。那一次空中旅行很是难忘,我记得穿越国境线以后,我在空中首先看见的,竟然是我读大学和离开中国前生活的城市昆明。不过,自从1957年以来,我父亲便能到日内瓦和我团聚。

  蔡:您和翁帆结婚已经十年了,不知您对婚姻生活有何心得?听说您喜欢用DV来记录,那您应该是喜欢旅行。我想知道,您一生游历过多少国家?居住过一年以上的城市有哪几座?您和翁帆婚后一起游历过哪些地方?

  杨:这些年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居住则只有北京和香港。去过美国多次,但每次不过一两个月。

  蔡:您30岁时,正准备着手从事规范场理论研究吧。您60岁时,谈到您父亲的朋友朱自清先生曾把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您认为这一改动符合您晚年的心境。我想告诉您,最近我们浙大人文学院的一位教授举证,唐朝时“只是”意思就是“恰似”,这样一来,朱自清先生无须改诗了。我想知道,您过90岁生日时,有何特别的感想呢?有没有赋诗一首?

  杨:有写过一首,即将发表。(注:后来我在杨先生惠寄的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第2卷里找到了这首诗,是用英文写的自由诗,抄录并试译如下:

  On Reaching Age Ninety 九十抒怀

  Mine has been 我的一生充满了

  A promising life, fully fulfilled 希冀和奉献,

  A dedicated life,with purpose and principle, 怀着目标、秉持原则,

  A happy life with no remorse or resentment, 无怨无悔的一生,

  And a long life…… 幸福而长寿

  Traversed in deep gratitude. 永远的深深的感恩。)

  蔡:十年前您返回北京定居,指导创建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名誉院长。如今的清华园与您童年时代的清华园在您心中有何不同?我知道您的双亲安葬在苏州,您现在还会时常回忆起他们吗?1957年您与父亲在日内瓦重逢时的照片令人感动和难忘。

  杨:我和三个弟妹们关系密切,我们当然时时怀念双亲和儿时的一切。清华园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

  蔡:明年是杨-米尔斯理论发现50周年,您会出席哪些纪念活动呢?当初你们发现,量子物理揭示了基本粒子物理与几何对象的数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注目的关系,这一预言后来在纽约的布罗克哈文、斯坦福、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和日本筑波得到证实,为何中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室没能够呢?您认为质量缺口假设和存在性理论的证明还需要多少年?能否在这一代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中获得解决?

  杨:是60周年了,十年前曾由霍夫特(Gerard 't Hooft,荷兰物理学家,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对粒子物理学中规范场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而著称)主编出版过一本书。中国物理学发展很快,前途十分光明,许多人看法悲观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内情。

  (作者蔡天新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诗人,随笔及游记作家,新近主讲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数学传奇”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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