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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褪不掉的情感与记忆

2018-08-06 13:01来源:中华儿女新闻网编辑:VeraY作者:张冠宇

  《中华儿女》创刊30年,我伴随她走过了整整23年的历程。如果从调入刊社前作为特邀作者,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怪女孩闯进“红高粱”——巩俐印象》(1988年第3期)的时间算起,那么我与她的渊源也刚好有30年之多。23年的时光,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他人生最重要阶段的努力付出、和情感所系,都在这里了。

青岛笔会期间,张冠宇与李讷等在一起

  印数达到29.3万册的背后

  1989年,我的摄影作品《破碎的心》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首届海内外青年摄影艺术大赛”中获专家与观众投票评选第一名。1990年来北京领奖时,我打算顺便到中华儿女杂志社看看,一是感谢为我编稿的责编,二是了解一下当时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编辑记者的具体情况。

  没想到,略带踌躇的我刚一敲开位于团中央大楼11层中华儿女杂志社的门,时任杂志社副主编杨筱怀迎上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张冠宇——你是来报到的吧?欢迎,欢迎!”

  本来,我是从当时全国青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原来我大学工作时的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中华儿女杂志社招聘编辑记者消息的,而我那位同事古道热肠,早已把我的情况跟社里做了详细介绍。杂志社经过了解与权衡,已经通过了对我的聘用并告知了我原来的这位同事,只是还没来得及正式通知,我就找上门来了。

  当时,杨筱怀哈哈大笑:“这就叫说曹操,曹操到。”随后,经请示当时团中央委托代管《中华儿女》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意见后,他随即拟定了一份商洽函,盖好章后让我带回去“商洽”,并希望我能早日来这里工作。1990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中华儿女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华儿女杂志社在团中央大楼办公,那时社里的编制连同主编、副主编、编辑、美编、编务和会计一共7人,后加上我才一共8人。人手这么少,却要应付那么多的事情,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了。

  为了不辜负社里的期望,我几乎把在地方上学到的所有本事都拿了出来:组稿、编稿、发行、外联,撰写代拟稿、拉广告、策划活动等等,平均每天光打电话就不下三五个小时。累到什么程度呢?1991年的元旦,我居然连续大睡了整整两天两夜。

  当时,《中华儿女》由于受八九“风波”影响遇到一些困难,根据创刊主编王维玲的建议,团中央书记处同意并决定杂志以言论为主改成以人物传记为主。考虑到当时主要面向青联系统发行,杨筱怀对我说:“你在《青年月刊》搞了那么多年人物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提高《中华儿女》目前的发行量?”

  我回答说,若采取“两极采写,兼顾其他,一并发力”的办法,说不定能产生明显效果。所谓“两极”,“一极”是继续发挥我刊优势,做好做深国家领导人和“红墙揭秘”类文章;另“一极”是大力发挥青联的“统战”和人才优势,做好做巧热点“文体人物”的稿件,在保证杂志思想性的同时,下大气力全面提高杂志的可读性及可看性(包括封面人物和版面设计),吸引更多的青年读者;同时兼顾各行各业、各族各界的精英人物,最大限度形成我刊特色优势,然后聚集发力,方可奏效。

  不久,我又建议:不妨广开发行渠道,除了坐实系统内部发行数量,还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拓展邮局订阅,同时辅以二渠道订购发行,即:让一般机关事业单位瞧不起、不放心的书商搞定向包数等多种形式的委托发行。

  那时杂志社的运转机制充满了创新与活力,团中央书记处的分管领导、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洛桑引领方向、积极支持,负责直接管理《中华儿女》的全国青联统战部部长俞贵麟总体把握、审时度势,中国青年出版社代管主编王维玲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编杨筱怀苦心积虑、多方尝试。加之杂志社人少,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只要你说的对杂志有好处,大家就愿意去尝试,去努力。

  短短两年,杂志一方面连续刊发《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开国总理的最后使命》《一言难尽乔冠华》等有力度、有深度、有看点的独家专稿;一方面刊发《盛名之下话韦唯》《庄则栋自述》等既饱含情感张力,又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热点文章。

  在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青联统战部的务实管理下(时任部长俞贵麟曾提出配合“全国十杰”评选活动由《中华儿女》出专号的举措,对提高杂志的知名度,促进杂志的发行量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经过杂志社全体人员孜孜以求的悉心努力,到1993年1月,《中华儿女》杂志的实际印数已经达到了29.3万册,文章转载率达80%以上。

  那时的杂志社,人人都有一股拼劲儿,有些情形是现在难以想象的。譬如:一个工作电话有时会从傍晚打到凌晨,三九或三伏天编辑们自己用自行车驮着几百册杂志送达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半夜睡在办公桌上等印厂货车送杂志,然后连夜分装,杂志待印时突遇撤稿,就一天赶出几千字以补“天窗”等非正常状态已变为习以为常。

  随着杂志的内容越来越吸引读者,杂志发行量逐期增加,一些不法书商暗中对《中华儿女》打起了主意。他们把杂志中可读性最强的部分经过一番汇总拼接,然后改用骇人听闻的标题盗印,再以中华儿女杂志社的名义在书刊市场兜售,大发不义之财。

  情况愈演愈烈,刊社在杂志上连发几次声明也无济于事,直至严重影响到中华儿女杂志社的生存声誉和正版期刊的出版发行。为了挽回损失,以正视听,经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司汇报沟通,我自告奋勇提出假扮书商,打入盗版印厂内部获取证据,彻底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于是,我通过以前在地方上出书时结识的一些“二渠道”朋友搜集情报,通过寻风踩点跟踪,几经周折,终于在河北邢台地区锁定目标,然后我经过换装、换腔,打扮成书商,直接到看守严密的黑印厂内部假装预订杂志,跟黑老大套近乎,唠行嗑,讨价还价,打消他们的警惕性。

  经过一番迂回曲折有惊有险的斗智斗勇,在搜集到最重要的人证、物证后,我连夜返回北京,向杂志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书记处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详细汇报了此次搜集到的情况。尔后,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司、工商税务和公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一举端掉了这个黑窝点。有关这次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司与中华儿女杂志社名义联合举办打击盗版书刊的新闻发布会,除杂志社自身外,当年还有许多被邀请的主流媒体做过比较具体的图文报道。

著名书法家江书学贺《中华儿女》30岁

  最能勾起集体回忆的的笔会

  为了坚持“小杂志社、大编辑部”开门办刊的宗旨,以保持与时代同步,与社会互通,《中华儿女》在创刊初期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年都会围绕某一特定主题或选题邀请首都和国家各大媒体编辑记者及专业作家集中到某地为《中华儿女》把脉献策、投文撰稿,带笔会性质。

  这类笔会,就是面对面的约稿会,既有利于信息沟通,也有利于作者自觉树立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意识;同时,还可借助名人效应与活动的辐射力提高《中华儿女》的知名度、美誉度。

  1992年10月,在青岛举办的笔会开了《中华儿女》特色笔会的先河。出席者有一群拂不去书卷气的作家、谈锋甚健的记者、惯于冷眼旁观的编辑,以及浪漫的诗人、豪放的书法家、意趣不凡的画家,还有常人眼里只闻其名、难见其人的历史人物共40余人。这次笔会,邀请了李讷、张玉凤、杜修贤等人。

  这次笔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结交了众多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及一些作家艺术家,为杂志社积蓄了丰厚的人脉与稿源;再就是近距离接触了开国伟人的亲人和常年工作在他们身边的人,了解到他们的真情实感与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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